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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绝大部分时间对我百依百顺，比如临时起意踩着嘎呦的公共自行车骑十几公里，比如为了一口食追着卖烤红薯的三轮车跑大半条街，但所有的好脾气都在一件事上消耗殆尽——“你丫能不能别开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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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爱开飞行模式。爱谁谁，爱咋咋地，任何喋喋不休的地球人都找不着我，任何乱七八糟的凡尘破事儿都烦不到我，除了树枝的鸟、天空的星星和手头的书，一切断联。这也曾一度危及我和我妈的亲情——“你要手机有啥用，咋咋都联系不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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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亲朋好友三令五申耳提面命后，我发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飞行模式改成了静音。该联系不上，还联系不上，该联系上的，总归会联系上。在数次腥风血雨的拉锯战后，他们妥协了：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和混蛋说句话，你就一个明白的王八蛋，爱咋咋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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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生愧疚，练习偶尔查看手机，回复消息，让他们相信我没有被外星人拐卖到哪个星球当洗衣婢（如果外星球也有洗衣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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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思，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飞行模式。我喜欢看书，我看书时喜欢安静，飞行模式能最大限度提供安静。虽然扔了手机能获得永久的安宁，但一个脑子正常的人大概率干不出这事。飞行模式的设计简直长到了我心坎儿里——打开后，瞬间就像插了俩翅膀，嗖地一下就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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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飞行模式，也没有手机的年岁，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在小学，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迅速糊弄完作业，翻开课外书的一瞬间。

《趣味地理》《趣味历史》《儿童文学》《意林》《故事会》扫完，曹文轩郑渊洁杨红樱哈利波特翻烂，我开始转战各种封皮花花绿绿的言情小说。在看了百十来本名字花里胡哨、内容大同小异的狗血故事后，看破红尘的我对妈妈说，把你的借书卡借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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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图书馆管理员狐疑的目光下，四年级的我走进成人的借阅室，搬着沉甸甸的脚踏爬上爬下，只在刷卡借书时拉妈妈垫背。全程，我妈只问了一个问题：这里面有色情内容吗？我正气凛然地摇头，寻思：有能告诉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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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每周最快乐的事，变成去图书馆“拿货”。我妈的卡能借10本书，一本书能借14天，我一次借十本，大多数时间一周就能翻完。每次，我拎着两个空布袋去，抱着两个满当当的布袋回。袋子很沉，心却像插上了翅膀，即将起飞。

那时最爱余华汪曾祺严歌苓简嫃，外加东野圭吾，在架的作品基本上都读完了，其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看，不求甚解。很多书开始读不明白，看着看着也就慢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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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足以光明正大地踏入成人借阅室时（图书馆规定14岁），那间几百平米的小屋已被摸清，哪排放中国的散文，哪排列阿根廷的诗歌，哪排摆英国的小说。我的袋子越来越重，步子越来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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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图书网站整天打折，pdf满天飞，我再也没光顾过年少时钟爱的图书馆，那里的书太少也太旧。

只是偶尔开飞行模式时，我才会想起当时，抱着沉甸甸布袋的满心欢喜，像下一秒扇动翅膀，就能腾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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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