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9-总第期按：《绝密飞行》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被全国百余家报刊连载转登，并荣获“全国城市报纸连载特等奖”，至今仍有众多热心人在阅读 　　

飞行一辈子的王进忠，当然不仅仅只为毛主席开过专机，他还执行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大元帅、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专机任务。不然，他在向我们讲述过去的那一幕幕时，也许因为经历带有传奇色彩的缘故，所以与平时稳健、沉静、朴实的形象判若两人。

NO.1

有惊无险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飞行这一行本来就是冒险的事业，受着大自然的制约，意外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如发动机停车，机上其他部件突然损坏、结冰、颠簸、遭遇雷电风暴等等突发情况，实不足为奇。年初夏，毛泽东主席从广州经长沙、武汉回北京途中，不幸被雷雨云拦截，飞机改道绕行，延长空中续航时间30余分钟。这一突然变故可把中央、尤其是空军首长急坏了。亲临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指毛主席)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刘司令员话出有因。乘飞机同飞行一样是需要冒险精神的，因为谁也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刘亚楼深知这种可能对于毛泽东主席也不例外。万一有个闪失，一架飞机的价值是有限的，可这个责任是空军司令承担得起的么？！这次有惊无险的航行，由于它的特殊性，引发了刘亚楼的“怪论”，便很快传遍了飞行师上上下下的所有人员。到如今，仍有人绘声绘色地讲给下一代。事情的经过有些细枝末节的出人变化可以不予计较，但有人把这次飞行错记为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并有人以此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就很有更正的必要了。这回，非但不是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相反，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以后他又多次坐飞机，航行时间达一百多个小时。

NO.2

紧急命令①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1号。

这天凌晨，毛泽东主席秘密从汉口起飞，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也许正是这次特殊飞行背后的众多因素，促使毛主席紧接着进行了闻名全国的大视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遥想当年，各地红卫兵已是“四面出击”。军队还是相对稳定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撼泰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著名论断，是在以后有人企图搞乱军队时才发表的。

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一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只给了我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靠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我们打开机门，按分工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此时，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从上面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个、三个……他们由一名分不清什么职务的指挥员率领，秩序井然地迅速蹬梯，上了飞机。

伊尔-18飞机的满载人数是名。我们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直飞紧急中的汉口。

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战士们鱼贯登上机舱的时候，他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周恩来总理不得不火速重赴汉口，去解燃眉之急。

3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与此同时，我们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也沟通了联系，随即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

毫无理由地突然改变计划，王家墩机场不能接受，他们仍旧命令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我们如实告诉王家墩：“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

他们直接与北京挂通电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叫我们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

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为解决两派分歧，做了很大努力，但收效甚微。

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结局，因此成为江青眼中必须拔掉的钉子。

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时，我们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们飞到哪里我们就飞到哪里，不折不扣。可两个命令同时要求我们去执行，到底执行哪一个？

王家墩机场的态度如此坚决，又不无道理，而北京则是最高权力机关。最后，机组成员凑在一起集体研究，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

直到我们飞出汉口老远，王家墩机场还在不解地一遍遍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好闷闷地同他们道声“再见”，关上了通话机。

（未完，待续）

NO.2

紧急命令

②

次日凌晨2点钟，即年7月21日凌晨2点，毛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见到我后，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

我们在他左右前后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总理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怎么，周总理等我们那么长功夫，就为了说这么两句话？我正暗自奇怪，总理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

话音未落，他那急匆匆的脚步已经快速挪动。卫士打开车门，停在飞机一侧等候的小汽车，便载了周恩来总理急驰而去，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本来，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总理交待民航的同志转告我们就行了，可是以细致见长的周恩来总理却非要自己亲口对我们讲。当然，总理有他的考虑：亲口讲一则与机组见了面，二则说明事态严重，让我们不可大意，三则他本人也可放心去做别的事，万一有武力冲突，他知道警卫部队随时可以赶到。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1号。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周围的景物开始模糊不清。大约是周恩来总理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令我们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3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顺序着陆。

此时，武汉三镇万家灯火，武汉长江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江面。白天的骚动和紧张，都被这静谧的夜色所掩盖。

带着心灵的疲乏，我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我意外地发现，除我们这3架伊尔-18飞机，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潘景寅。

云南蒙自机场，打下了蒋帮一架U-2美式高空侦察机，这可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千里迢迢前去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到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很快，潘景演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大家身不解甲，和衣而卧，似睡非睡地迷糊了几个小时。

凌晨4点，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我独自在机翼下漫步。这时，一个模糊的人影脚步匆匆向我走来，借着微弱的晨光，我判断出是潘景寅。

潘景寅停在我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也剧烈地一起一伏，好似刚刚从百米赛跑线上下来。我望着他的这副样子好生奇怪。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几个字，我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次日凌晨2点钟，即年7月21日凌晨2点，毛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

（未完，待续）

NO.2

紧急命令③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是年7月21日，也就是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被故意制造的“7.20”事件的第二天。

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对毛主席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正在梦里分析白天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一连串事情，但他们万万料不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晚上这次行动的前奏，是为这次行动而做的虚张声势的准备工作。事情出乎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的预料，当然更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地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将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整。我的副驾驶李万福，潘景寅的副驾驶罗来喜，他们俩人都只有在大本营单飞过机长课目的经验，按条令规定，不能在外场委以机长的任务。面对这特殊的情况，我只好打破常规，毅然决定由他们二人同飞一架飞机。而让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主席的座机。在我做这番工作的时候，毛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朦胧星光中，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经退到安全线以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的，在机长座位上坐定，还不等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开车的命令。随着“轰”地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便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此一问，我才如梦初醒。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稀里糊涂改变计划飞到山坡，又盲目地执行命令返回王家墩，而此时连降落点也不知晓。领航员错以为我有意隐瞒行动计划，怒发冲冠，实则我与他一样茫然不知所措。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然而，无论怎样特殊，飞机也决不能在没有航向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贸然起飞。我转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因为是他报告我毛主席行动的消息，满以为他接到了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我。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领航员望着我，我盯住潘景寅，潘景寅看着领航员，我们六目凝视，默默无语，眼睛却在交流各自的思想：“原来你们也不知道上哪儿”。“上头到底出了什么事”？“等着吧，总归会告诉我们航线的”。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主席要去上海。我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同时急忙用无线电通知后面两架飞机去上海。米高度层上，没有一丝气流骚扰，是当天的最佳飞行高度层，反正也没有预先申请飞行高度，我便推杆改平飞。机舱里静静的，各自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主席！”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主席，这一声叫无异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度。我们见到毛泽东主席高大的身躯挺立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地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我们感觉无比的亲切。看着毛主席的脸，我突然想起刚人伍时见到的解放区家家户户挂着的那帧主席满面春风的照片。可眼前主席的笑脸，似乎没有那么舒展，没有那么开心。（未完，待续）

NO.2

紧急命令

④

载着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渐渐远去，我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次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套烟色的中山服，把主席的脸衬得有些黑黄，足下蹬一双黄色皮鞋，与烟色的服装搭配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不协调感。当然，主要的这身衣着是在上海落地后，再次见到他时才看清楚的。晨光初上，机舱里光线不明亮，何况我们又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哪里能见到全貌。主席抬起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同志们都好！”“主席您好！”“主席您好!”“祝主席永远健康！”“毛主席万岁！”我们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我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每小时公里。”“那很好。”大概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主席不再说话。他把我们每人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我们的面孔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表面看去，毛泽东主席的精神很好。起飞前，我自作主张调整了机组，调换了飞行员，情况紧急没有向上级请示。而正常情况下，机组成员都须报上级批准。机上坐着空军政委，我自然不能目无组织，至少先斩而后奏这道手续是不能免的。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政委肯定了我的做法，他语气中带着赞同：“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余立金政委的中客舱，与毛泽东主席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我就从门缝往里偷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主席。我所见到的情景与众人所说事实相去甚远。常听飞过毛泽东主席专机的同志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而我所窥见的毛泽东主席却半躺半坐侧身歪在床上，脸冲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是累了？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舱。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踩着我的后脚跟也进了驾驶舱。“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这里来干什么？”“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他不是休息了吗？”“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飞机载着毛泽东主席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泽东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转头，望望窗外的绿树青草，很诧异地问：“落地了么？”“是，主席！’毛泽东主席从飞机上一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迎了上来，堆满一脸的笑。立在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他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过手，毛泽东主席转回身，用眼睛搜寻我们机组的同志。随主席眼睛的召唤，我们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主席摇着我的手高兴地大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毛泽东主席依旧那样幽默，那样风趣。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毛泽东主席身旁，他再次向我们挥挥巨手。载着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渐渐远去，我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次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紧接着的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月里，我们的飞机一直跟随主席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毛泽东主席不再坐飞机。在杭州、南昌停留期间，主席虽然住在停靠机场内的专列上，但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接近他。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次机上旅程，不是轻松愉快的“闲庭信步”。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至今回想起那不寻常的航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能自已。（未完，待续）

NO.3

《鸟江！乌江》

①

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的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件》，从飞机状况，工程机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但早年的《专机工作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

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我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

他们是林彪、董老、陈老总和贺老总。其中，陈老总带了夫人张茜，林彪身边守候着叶群。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次飞行的冒险性，感到很后怕。万一飞机出了事，那损失该有多大。

我们平安到达广州之后，便像往常一样在那里等候待命，准备会议开完返回北京。可当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新的命令：送董老和朱老总，去朱老总的故乡——四川。

大家分头作地面准备，当我画好航线计算飞行时间时，领航员和副驾驶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面前。领航员晃了晃手中地图：

“你注意到没有?这条航线几乎是当年的长征路线。我仔细看了看铺在桌面上的地图，知道领航员并非夸大事实。在这条航线上，途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走过的许多重要地点。它跨过广西、湖南交界，穿越整个贵州，再横飞大半个四川，最后降落在成都附近的双流机场。

“这下可糟了，偏偏是送朱老总。怎么办呢?”

领航员不无紧张地拍着手里的地图，把这次偶然的巧合当作很大的负担。

“从现在起，每个人抓紧时间研究地图。航线两侧25公里以内的地形地貌，大小城市，有特点有名气的村庄，标有地.名的山头、河流、桥梁等等，凡是朱老总有可能会问到的东西，都要记熟背下来，保证到时候有问必答。”这是我对领航员的回答，也是对全体机组人员的命令。

为首长飞专机，不仅仅是简单地起飞落地就算完成任务。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为首长服务，使首长对机组的工作满意。另外，那时我们34师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同民航竞争。因为每位首长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所以，我们每次执行专机任务都注意观察各位首长的喜好以及生活习惯，以便下次飞行这位首长的专机时“投其所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席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他人还没上飞机，桌面上已经摆满了文件书籍。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毛泽东主席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开始，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上只有一张床，而江青晕机，床让江青占用，主席当然无处可睡。后来，我们就又增加了一张床以便主席能够休息。可我们白费了心思，新增加的这张床也始终是空着的，毛泽东主席没有使用过一次。

（未完，待续）

NO.3

《鸟江！乌江》

②

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的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件》，从飞机状况，工程机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但早年的《专机工作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我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林彪、董老、陈老总和贺老总。其中，陈老总带了夫人张茜，林彪身边守候着叶群。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次飞行的冒险性，感到很后怕。万一飞机出了事，那损失该有多大。我们平安到达广州之后，便像往常一样在那里等候待命，准备会议开完返回北京。可当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新的命令：送董老和朱老总，去朱老总的故乡——四川。大家分头作地面准备，当我画好航线计算飞行时间时，领航员和副驾驶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面前。领航员晃了晃手中地图：“你注意到没有?这条航线几乎是当年的长征路线。我仔细看了看铺在桌面上的地图，知道领航员并非夸大事实。在这条航线上，途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走过的许多重要地点。它跨过广西、湖南交界，穿越整个贵州，再横飞大半个四川，最后降落在成都附近的双流机场。“这下可糟了，偏偏是送朱老总。怎么办呢?”领航员不无紧张地拍着手里的地图，把这次偶然的巧合当作很大的负担。“从现在起，每个人抓紧时间研究地图。航线两侧25公里以内的地形地貌，大小城市，有特点有名气的村庄，标有地.名的山头、河流、桥梁等等，凡是朱老总有可能会问到的东西，都要记熟背下来，保证到时候有问必答。”这是我对领航员的回答，也是对全体机组人员的命令。为首长飞专机，不仅仅是简单地起飞落地就算完成任务。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为首长服务，使首长对机组的工作满意。另外，那时我们34师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同民航竞争。因为每位首长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所以，我们每次执行专机任务都注意观察各位首长的喜好以及生活习惯，以便下次飞行这位首长的专机时“投其所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主席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他人还没上飞机，桌面上已经摆满了文件书籍。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毛泽东主席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开始，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上只有一张床，而江青晕机，床让江青占用，主席当然无处可睡。后来，我们就又增加了一张床以便主席能够休息。可我们白费了心思，新增加的这张床也始终是空着的，毛泽东主席没有使用过一次。（未完，待续）

NO.3

《鸟江！乌江》

③

遵义会议最终结束了错误路线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总结了经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权。从此，长征才节节胜利，直至最后的全国解放。

“乌江，乌江！它可是我们长征路上渡过的最艰险的一条河啊！唉，提起长征，不堪回首哪！哪个时候才真叫苦啊。牺牲我们多少的好同志哟！损失太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都是党内错误路线造成的罪过。博古、李德等人无理取消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自己在那里瞎指挥。搞什么堡垒战、阵地战。那怎么行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包围我们，跟他们硬打硬拼，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结果，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我们不得不丟掉苏区进行大撤退，最后被迫长征！”

几十年过去了，朱老总回想起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回想起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仍抑制不住满腔悲痛，仍难消心头怒火。为平静一下激动的情绪，朱老总扶了扶眼镜，又仔细地埋头查看地图。

“嗨，这些地方我可是太熟悉了，我来给你们领航”。

过了好一会儿，朱老总又兴奋地开了腔。

“老总啊，空中领航与地面带路可不是一码事，您老可干不了。

“那有什么不同嘛，不管是天下，还是地下，都得认识路，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走？那就会绕圈子的。”

朱老总对我说他干不了领航大为不满。我们瞧着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都哈哈笑起来。

“怎么？是我说错了？”

他看看这个，又瞪一眼那个，满脸疑惑。

“不，不，您说的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

我忍住笑，赶忙解释。

“可我们执行飞行任务并不是认识某个地方，才去某个地方，而是首长需要去哪个地方就得去哪个地方呀。所以，空中领航员与地面的向导是不同的。向导是依靠记忆带路，而领航员是依靠计算领航”。

领航员接过我的话茬作了一番解释，似乎很有说服力，朱老总听得很认真。看他颇感兴趣，领航员进一步就如何空中寻找、判断，确定地面上的城市、村庄、河流、湖泊，如何计算领航数据引导飞机前进等问题，作了简略介绍。可是，这些领航员在航校学了几年的学问，三言两语又如何讲得清楚，朱老总很难听明白。

他歪着脑袋冲着领航员不置可否地说：“照你这么说，天上地下还是有区别的喽。”

不等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朱老总便将视线重又落在地图上，在上面搜寻了一阵之后，他发现了古城遵义。

“你们看，遵义！我们还正好飞过它的头顶呢！”

无需看我们也知道，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地把头伸过去。

“你们知道吗？遵义这个城虽不大，可她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长征的时候，为了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我们曾两次经过这里。第一次在城里住了些日子，开了几个晚上的重要会议，把瞎指挥的博古、李德批了一通，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可气的是他们俩居然谁也不肯承认自已有错误。

“李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怎么可能把中国的事情‘顾问’好？在批评他的会议上，他叽哩咕噜地用德语发言，除了翻译谁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看他的表情好像是在同谁吵架一样，非常生气，我们猜想他可能对批评不服。经过翻译，我们终于弄明白，他是在极力推脱责任。说他作为一个顾问，并没有领导权，中国的事情都是中国人自己搞糟的，他不负任何责任”。

“但遵义会议最终结束了错误路线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总结了经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权。从此，长征才节节胜利，直至最后的全国解放”。

（未完，待续）

NO.3

乌江乌江

④

中国共产党的这段重要历史，我们都学习过，但朱老总给我们讲得既生动又具体。我们听故事一般被深深地打动了。连风云也屏住了呼吸，静静地没有一丝儿气流。

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的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娄山关位于遵义城西北，路途不足百里，也正好是飞机的所经之地。

“蒋介石也看中了这个要道，企图利用这里险峻的地形，把红军截住在娄山关一带彻底消灭。可是蒋介石得围着毛主席的指挥棒转，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还补充了不少枪支弹药。”

“娄山关一仗，国民党的两条腿没有赛过我们的两条腿。彭大将军率领三军团，以比敌人快5分钟的时间差，首先抢占了娄山关主峰。结果以弱势兵力强敌两个师零八个团！缴获枪支一千多条，子弹十万余发。这次胜利是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大胜仗，彭大将军是有功的。红军上下士气高涨，受到很大的鼓舞，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毛主席也受到鼓舞，专门为娄山关的胜利填了一首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城一池，一村一镇，朱老总的心里都保存了一个或悲壮、或美丽、或辉煌的故事。不知不觉中，便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双流机场。这个机场倒是具备一条又长又宽的水泥跑道，所有大型飞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但独有一个缺憾使我们飞行员很害怕。它的跑道表面很不光滑，飞机着地的瞬间，容易被粗糙的地面弹起来，飞机上的人自然会像皮球那样被从座位上抛起。尤其是执行接送首长任务的飞行员，更害怕在双流机场起落，因为坐飞机的首长不.知底细，不明情由，便会主观判断认为飞行员的技术不好，从此甭想再执行这位首长的专机任务。道理很简单，病人不愿让技术不高明的医生看病，乘客不愿让技术不过硬的司机开车，首长当然也不愿意让技术不精的飞行员为他开飞机。我们也有同样的顾虑，便趁朱老总坐在我们身边的有利条件，向他报告了跑道的情况，并劝他赶快到后面床上躺好，免得撞着了。朱老总似乎也怕当皮球滚，二话没说，扶着服务员的肩到后舱去了。事先，我们已经研究了一套方案，可以尽量让飞机轻些着地。按规定，飞机进入跑道后，应该把飞机拉得与地面呈水平线，用飞行术语讲，叫做“1米拉平”，即在距地面一米的高度上平飞一段距离，然后三个轮子同时接地。可这种标准的着陆方法使轮子接触地面的面积大，与之冲撞的力也大，飞机会马上被反弹起来，再重新落在地面上。有时候目测偏高，飞机.还会连跳几次方能控制得住。为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也为朱老总能感觉舒适些，同时为我们机组能在朱老总心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们采用了在训练中绝对禁止使用的方法：把机头拉得偏高一点，使飞机有一个小小的仰角，让两个主轮用很小的面积接触地面后，另一个轮子才接地，这样，飞机就如春燕般轻盈地飘落在地面上，后舱的人甚至毫无觉察。下了飞机，朱老总用手指点着我们：“不是很好吗？我倒是准备从床上滚到地板上，结果上了你们的当。走吧，一起去金牛坝。你们玩几天就先回北京，我回老家啦，得住些日子。”遵照朱老总的指示，我们休息了两天先他回到北京。可尽管着陆时很轻，但朱老总返回北京时没轮到我去接，因为飞行员执行任务的次数是相对平均的，而且那次是别的同志值班。（未完，待续）

NO.4

《彭大将军》①

延安保卫战打得艰苦激烈，作为总指挥的彭德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延安怀着更加深厚的感情。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碧波荡漾的水乡湖面，却成熟于延安那光线不足的土窑洞里。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窑洞里居住了十年之久，这十年的光阴，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延水河畔逶迤曲折的小路，灌木、杂草中间杂着几簇野花的坡坡梁梁、沟沟坎……无不印记着前辈革命家的足迹。进城了，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手中掌握了人民给予的权力，但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不能忘记延安那些低矮黑暗的窑洞曾是他们生存的栖身之所，更不曾忘记用南瓜小米养育了他们的延安人民。多少中央高级领导同志满怀感激之情，重回延安，看望那里忠厚善良的乡亲，看望宝塔、延河，看望那些留下了他们金色时光的山山水水。由于首长们工作繁忙，所以多是坐飞机来去，因此，我便有机会多次到延安。我用一颗敬仰的心，参观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故居。我带一片神圣的情感，游览被视为革命象征的巍巍宝塔。怀一腔追溯伟大历史的激动，走进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会址——延安中央礼堂……然而，所有历史的陈迹都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有一件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就是去延安接彭德怀那一回的特殊经历。年8月底的一天，我被派往西安。其实，到西安只作短暂停留，我的任务是飞往延安，去接在那里作社会调查兼“回娘家”看亲人的彭德怀。送彭德怀去延安的机组，一直在西安等候待命。记不清什么原因，当彭德怀要返回西安的时候，却又临时把我从北京调到西安，使我有机会结识进而了解襟怀坦荡的彭德怀元帅。那天天气不好，层层浓云低压，见不到一丝儿阳光。脚下那一片黄色的土地，可能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失去了应有的光彩。机翼下掠过的沟沟坎坎、坡坡梁梁上，稀稀落落可见几处玉米或小麦什么的农作物，但也缺少蓬勃的生气。宝塔山脚下那条流淌了无数年头的延河水，弯曲回旋。虽然流水不多，但它清晰的河床老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比起以窑洞为主要建筑的延安城来，延河容易发现得多。其实，看见了延河，也就如同看见了延安。延安机场的净空条件很不好。东北与西南走向的跑道，跑道西南延长线是延河，还算平坦开阔；东北方向的延长线，则是两座山头之间的狭长低谷。所以，飞机只能由西南向东北单方向起降。跑道又窄又短，风速稍大，机场便要关闭。幸好我们降落的时候，天上只有厚厚的云层，没有刮风。解放后，作为革命圣地，延安城里盖了两排红色火砖的房子，算是高级招待所，接待那些窑洞里的旧主人。我们被领进这个招待所的时候，已近开午饭的时间，因此彭德怀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机组来啦。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们吃顿饭，好不好？”不等我们回答他的问话，他马上又声音低沉地接下去说：“回老家啦，能吃顿家乡饭不容易啊！”很明显，这后面的话，彭德怀只是说给自己听。延安保卫战打得艰苦激烈，作为总指挥的彭德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延安怀着更加深厚的感情。对于他此时的心情，我自以为是很理解的。（未完，待续）

NO.4

彭大将军②

彭德怀是个性情耿直，感情深沉的人。心中满是情和爱，是我们共产党人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代表。

彭德怀最初给我的印象很严厉，他同我们讲话的时候，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虽然语调柔和，面容和善慈祥，但总使人产生望而生畏的感觉，我们立在他的面前都有几分怯意。

接触时间长了，我们渐渐地摸透了彭德怀的脾气。他纯属“刀子嘴豆腐心”那类人。我们同他用不着装腔作势那一套，想到啥就说啥，如朋友间拉家常，毫不拘束，更不必字斟句酌，考虑再三。

随着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的了解进一步加深，知道彭德怀是个性情耿直，感情深沉的人。心中满是情和爱，但绝不轻易外露。他同陈老总的性格截然不同，陈老总热情奔放，谈笑风生，话一出口便妙语连珠，使人一见便觉平易近人，亲切随便，很容易接近和沟通。

饭端了上来，先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又有白生生的两盘杂面馒头。看上去都很可人，使人产生大嚼一顿的欲望。另外，桌子正中放一个大盆，装了满满的素炒倭瓜。最后每人面前放了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

机组的几个人还眼望着通向厨房的那扇门，期待着再有可口的菜肴端上来。不想彭德怀已拿起筷子，招呼我们道:

“快吃吧。羊肉汤要趁热喝，才能喝出味道来”。

小米干饭和杂面馒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河北土砭砬的人，倒真有一种回到了故乡的亲切感。但却“委屈”了来自江南水乡、吃惯了大米饭的同志。用他们的话说，“好看不好吃”。只见他们高兴地把黄澄澄的小米饭扒进嘴里，却皱起了眉头，鼓着腮帮子只让它在嘴里打转，久久不下咽。

可是看见彭德怀吃得那样香甜，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认真”吃起来。彭德怀手里的筷子刚撂到桌面上，他们不管吃饱没吃饱，紧跟着都放下了手中的碗。彭德怀大概觉察到这顿午餐不受欢迎，便故意问：“好不好吃啊？”

大家笑而不答，他见状轻叹一口气：“要是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延安老区的众乡亲们，大家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就好了。”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表情凝重，眼神忧郁，声音低沉。我们吃惊地互相交换眼神，房间里静静地沉寂了好一阵子。

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批评彭德怀（当然，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说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向党放了一颗洋洋万言的炮弹。

年，彭德怀回延安，年彭德怀又回到老家湖南，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党深思的问题。老百姓的普遍贫困是个非常现实而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延安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四十年代八路军在陕北的时期。

难怪，彭德怀吃杂面馒头小米饭是那样香那样甜。在他脑子里，一定是乡亲们铁锅里的野菜，粗碗里的稀汤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不然，他怎么会那样沉重叹息，那样郁郁寡欢。

彭德怀是我们共产党人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代表。

“下午两点钟出发，你们去休息会儿吧。”

彭德怀从沉思中解脱出来，站起身离开了饭桌。

我们谁也没有休息，不是我们不愿休息，而是时间不允许……

按：自11月18日起，本小号分为11期连载了长篇纪实文学《绝密飞行》第一章《云中岁月》，通过专机机长、副师长王进忠的回忆，我们更加怀念和崇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我们向共和国的领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再向作者李克菲、彭东海夫妇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作者简介李克菲，生于湘南一小山村。17岁参军成为共和国第四批女飞行员，翱翔蓝天十余载。自幼喜爱读书操笔，茶余饭后舞文弄墨，所写诗歌、散文、通讯、纪实文学见诸报刊数百万字，获奖证书捧回不少，纪实文学《在秘密专机上》获“全国城市报纸连载作品特等奖”。

彭东海（笔名：黄石、西洋），生于鄂东南一乡村。16岁步入军营，任过文书、排长、作战参谋、宣传干事、连队指导员；后历任北空宣传部新闻干事、空军政治部新闻处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军记者站站长，《中国空军》、《空军军事学术》、《军嫂》等杂志总编辑，空军指挥学院军事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新闻与文学间跋涉，办刊物曾获“读者最喜爱的中国优秀期刊”奖，搞新闻曾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提名。

谢谢您的阅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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